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

河东河西两重天

          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一

   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。恰好，从建国之日起，到1978年改革开放，也将近三十年。正好应对了一句成语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。那么何为东，何为西？当然，前三十年为东，后三十年为西。
   过去在忆苦思甜时，经常讲的一句话是新旧社会两重天。可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，同是新社会，河东、河西竟然也是两重天。

   在前三十年的河东，人民只过了三年的好日子，那就是恢复时期的三年。在那三年里，市场上的人民生活必需品，像潮水一样的涌上来，要什么有什么，应有尽有。

   可惜的是，好景不长。从1953年开始就是老太太过年，一年不如一年。市场上的人民生活必需品，越来越少，像退潮一样的退走了。面临着缺食少穿的困境，政府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，限量消费。于是就发放了数不清的限量消费的票证。诸如粮票、油票、布票、盐票、肥皂票、火柴票、煤票、自行车票、缝纫机票、手表票、锅票、碗票，以至针头线脑没有不要票的。有了票也不一定就能买到东西，还得排大队。不论是商店、粮店、菜市场，还是饭馆、理发馆，到处都是一条条的排队长龙。排队，已成为人们下意识的习惯，见了队就排。据说有位老太太，看见排大队，马上就入队。排了半天队，一看是卖红旗杂志的，扫兴而去。

   凭票、限量、排大队，人们都可以忍受。但是最忍受不了的是饿肚子。在各种票证中，最宝贵的是粮票，它比金子还宝贵。因为人们被饿死人的惨景吓怕了。那是发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，即所谓的“三年自然灾害”，全国竟然饿死了3700万人。还把这个脏栽给老天爷。按少奇同志的说法，是三分天灾，七分人祸。

可是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，也就是河西的三十年，市场上的人民生活必需品又涨潮了，而且是更大的潮，像钱塘江的大海潮一样，一浪高过一浪的涌上来。现在市场上愁的是东西卖不出去。什么凭票、限量，青年人听了像是天方夜谭。票证已成为博物馆中的珍贵文物。河西的三十年，人们对生活必需品，早已不是有无的问题，而是讲名牌，挑精品，吃米要吃东北贡米。

市场上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，是由经济发展决定的，它是经济发展的温度表。

三年恢复时期，人民生活必需品为什么能像潮水一样涌上来，是因为那三年国民经济快速发展，到1952年GDP已经超过了国民党时期黄金时代的1936年的22%，这就是说，共产党仅用了三年的时间，医治好了十一年（抗战八年，解放战争三年）的战争创伤，还富富有余，创世界的奇迹。

可是从1953年起，我国的经济发展由快转慢再到萎缩，最严重时濒临破产。

改革开放后，我国经济发展，又进入了快车道，持续三十年高速发展。到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4100多亿美元，几乎与德国的34200亿美元并列居世界第三位。进出口贸易总量达21700多亿美元，居世界第三位，有一百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。特别是外汇储备已达15300多亿美元。回想起在前三十年中的1974 年，小平同志出席联合国会议，把全国的外汇储备集中起来才只有3.8万美元，仅够出国费用，还无付小费的钱，这是何等的悬殊啊！

纵观新中国建立后的近六十年，经济发展呈现一个Z型，恢复时期是前进上升的，从1953年起到1978年是后退下降的，1978年后到现在，又是更大的前进和上升。

是什么原因造成的Z型呢？

我们可以找到几条甚至几十条原因。但是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我们对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私有制，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。恢复时期，我们对私有制的工商业，个体经济和土改后农民的土地私有制，都是采取了保护和鼓励的政策，极大的调动了私有制经济的积极性，因此经济呈现快速发展。但是从1953年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大改造运动，用大轰大嗡的方式，以强制的手段，逼着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，逼着个体经营者走集体化的道路，逼着资本家走公私合营的道路。剥夺了他们的私有财产。仅用了四年的时间，就彻底的消灭了私有制，整个国民经济都变成了清一色的公有制。从此中国就由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，一下子就跃升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？这是一个拔苗助长的社会主义，也可以说是共同贫穷的社会主义，尽管吹得很大，实际是个空的。这个共同贫穷的社会主义的公有制，严重的束缚和破坏了生产力，公有制同私有制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

我在农村插队当农民三年，亲眼所见和亲身体验，农民对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积极性可有天壤之别。

合作化与公社化之后，农民的土地90%以上都由私有变为公有，但是还保留一点资本主义的尾巴，这就是大约10%的自留地。农民在自留地干活，一个人能顶十个人，在生产队干活，十个人不顶一个人。自留地粮食亩产1500斤～2000斤，生产队的粮食亩产不到200斤。改革开放后实行包产到户，我又回到插队的靠山屯，问问老邻居现在亩产多少，个个都说是一千斤以上。

公有制的生产队，亩产粮食为什么就达不到200斤，我讲讲社员是怎样在生产队里干活的，就全明白了。

开春的第一道活，是往地里送粪。十几个大闺女小媳妇，装一辆牛车，又是说又是笑，还有打打闹闹的，真正干活的不到二三个人，半天装满一牛车，这就是半天活，不论是干的和不干的，干多的和干少的全都记半天的工分。

接下来第二道活，是刨茬子。在播种之前，必须把去年秋收时，留在地里的苞米、高粱根刨出来，才能播种。刨茬子是每个人一垄地，半天刨完记半天的工分。那些老实人还没刨完一半，而那些偷懒耍滑的人，已经刨完在地头上打起扑克了。再看他们刨过的茬子，有将近一半还留在地里，工分可一点也不少。

第三道活是播种，由于茬子未刨净，种子点到茬子上，透风就出不来苗。出苗率不到70%。

第四道活，是铲两遍地。铲地与刨茬子一样，每人一垄，铲完记半天工分。同刨茬子一样，老实人还未铲完半垄，那些耍滑的人已经在地头上打扑克了。再看看他们铲过的地，草铲下得不多，苗却铲下不少，但同样是半天工分。

两遍地铲完，秋后到地里一看，草长的比庄稼还高。所以，生产队里的粮食亩产，怎么也超不过200斤。

河东三十年的最大败笔是改造，通过三大改造，把私有制改造为公有制，消灭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私有制，由此导致经济发展缓慢、萎缩，以至濒临破产。与此相反，河西的三十年最大的成功则是改制，改公有制为私有制，首先是改农村人民公社的公有制为包产到户的半私有制（土地尚未私有化）。接着就是国企股份制的改造以及拍卖国企。像山东诸城的县委书记陈书记，外号“陈卖光”，就是拍卖国企而扬名的。国企改制后，由亏损变盈利，由小变大，都焕发了青春。在国企改制的同时又采取鼓励的政策，促进多种形式的私有制经济的发展，包括鼓励民营企业和个体经济的发展以及大力对外招商引资。所有这些概括起来，就是私有化。就是这个私有化，带动了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。

从中国Z型的历史经验，当然也包括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集中起来可以概括一句话：私有制是件宝，消灭了不得了，必须用宪法（党章）保护好。

私有制的产生，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。几千年来人类社会经历了三种私有制，一种比一种更进步。

在漫长的原始社会，由于生产力低下，产生不了私有制。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，当提高到有剩余劳动时，就产生了私有制。奴隶社会是第一个私有制社会，这就是奴隶主对奴隶的私有制，把战俘不是杀掉，而是作为生产力保护起来，创造剩余劳动。相比原始社会杀掉战俘这无疑是代表了先进生产力，是一大进步。第二个私有制社会是封建社会，即封建主对土地的私有制，把奴隶变成了农奴，比奴隶社会代表了更高的先进生产力，又是一大进步。第三个私有制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，即资本家对资本的私有制，它代表了最高的先进生产力，像马克思形容的那样“像魔鬼一样的被释放出来，一天等于二十年”。这个在现阶段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私有制，正方兴未艾，谁也不能把它消灭了，消灭了就会变成共同贫穷，最后还得再恢复起来，并且还得当成发展国民经济的法宝，用宪法（党章）保护起来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刘峰昌

2008年7月于威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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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 拆“庙”减“神”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六

（我父亲的最新文章）

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，已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，要求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。党中央顺应民心，已把政治体制改革排到了重要议事日程。

政治体制改革，是改革开放的攻坚战，是难度最大的硬仗。如何打胜这一仗，如同攻城一样，选择最佳突破口是关键。那么，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突破口是什么呢？

依本人浅见，它的最佳突破口，应是拆“庙”、减“神”，从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入手。

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，基本上还是延续计划经济的体制，从建国到现在虽然进行了八次行政体制的改革，前五次是换汤不换药，都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进行的，所以其结果必然是精简——膨胀——再精简——再膨胀。始终未走出计划经济框架的怪圈。从1993年开始的第六次行政体制改革，直到第八次，其本意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，但是改来改去也仍然未跳出计划经济框架的怪圈，我们只要审视一下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，就一目了然了。

计划经济行政体制的弊端，集中到一点就是“管”字当头。而我们现行的行政体制，仍然是“管”字当头。这个“管”字当头就具体体现在层级多、部门多。

从纵的方面看，发达国家，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，一般都是三个层级。而我国现行的行政体制却是五个层级。即：中央、省市、地市、县市和乡镇。从横的方向看，发达国家都是大部门制，而我国却是部门林立的小部门制。一个部门能办理的事，却分设了五、六个或七、八个部门。由于重叠的层级和林立的部门，必然是“庙”多、“神”多，其结果就是多“管”齐下，人民逢“庙”就得烧香,逢凶“神”则必须进贡。一分为二的讲，“庙”里的“神”，多数还是爱民的明“神”。但是由于权力不受限制和监督，却有不少害民的凶“神”。他们大搞权钱交易，徇私枉法，滥用权力，人民苦不堪言。贵州的瓮安事件和上海的杨佳袭警案，究其根本原因是人民对凶“神”不满的爆发。产生凶“神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但是“庙”多“神”多，鱼龙混杂，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。因此拆“庙”减“神”是势在必行。要拆哪些“庙”，能减多少“神”？

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，结合我国的国情，我的设想是：从纵的方面应由五个层级减至三个层级，撤销地市和乡镇两级，大约可拆掉将近一半的“庙”。从横的方面，实行大部门制，至少也可拆掉一半的“庙”。“庙”如果能拆掉一半，庙里的“神”也会随着裁减一半。如果能实现这一步，就可能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突破口。

首先，通过拆“庙”减“神”，可以对现在的公务员队伍，进行一次大筛选，把那些害民的凶“神”从“庙”堂里清除出去，让他们“下岗”。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滞后其根本原因，就是这些凶“神”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从中作梗，拖住了政改的步伐。如果让这些凶“神”还留在“庙”堂里，将来是政改的巨大阻力，他们必然会利用手中的权力，或者公开的硬抗，或者阴奉阳违的消极软抗。使政令难出中南海，政改也就难于上青天。为了改革大业，又能避免社会的大震荡，就是国家把他们养起来，也应该让他们下岗。

通过筛选不仅可以把凶“神”从“庙”堂中清除，同时又可把各个层级各个部门的领导权掌握在爱民的明“神”手里，中央的政令就能上通下达，政治体制改革就可以顺利进行。

其次，通过拆“庙”减“神”，可以大大减少“吃皇粮”的人数。由于“庙”多、“神”多，我国“吃皇粮”的人数和官民比都高的惊人。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最近接受媒体的采访指出，中国“吃皇粮”的人数超过7000万人，官民比是1：18。按唐亚林的统计资料，从纵向看，我国官民比例在汉代是1：7948人，唐代是1：3927人，明代是1：2299人，清代是1：911人，1949年是1：294人，1999年则是1：30人。从横向看，1999年中国是1：30人，印尼是：1：98人，日本是1：150人，法国是1：164人，美国是1：187人。尽管统计资料来源各不相同，但中国官民比之高，都创造了古今中外的最高纪录。

如果中央能痛下决心拆掉一半的“庙”减去一半的“神”，那就是减掉了3500万“吃皇粮”的人。人民一定会拍手称快。即是做到了这一步，中国的官民比仍然是世界之最高，今后还是任重而道远。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刘峰昌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08-10-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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